■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辉煌时期，秦汉时期更是对先秦文化进行了继承与发展，本期我们从近期新书中遴选先秦与秦汉主题好书，以助读者更深更广地了解先秦与秦汉时期的历史与文化。
本书所收拙文21篇，大体都在秦汉史范围之内，而又各有侧重。书名“文史星历”，“文”是文献，尤其是出土简牍文献；“史”既指历史，也指史书，尤其是《史记》；“星历”是天文历法，指本书中有关时间秩序与观念的部分。司马迁用“文史星历”以示职业之轻贱，而又自重其死，发愤著书，祈望“自讬于无能之辞”，“成一家之言”，“以俟后圣君子”。每默诵之，未尝不动容。
《文史星历：秦汉史丛稿》 陈侃理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2月版
以往，学者大多只是将出土秦汉历书作为复原秦汉历法的资料，而我想从中发掘出更多与一般历史相关的信息。事实上，如果不了解历书产生的历史背景，不厘清王朝颁朔的制度和实际，就不能真正理解出土历朔资料的性质，遑论复原历法。为此，我写了《秦汉的颁朔与改正朔》《〈春秋繁露·止雨〉二十一年八月朔日考》《出土秦汉历书综论》三篇资料考订和探索性的文章。我认为，秦和汉初朝廷大体按照“四分历”的法则谱排历朔，但也会根据天象临时调整，并不死守一定之规。
研究历朔问题，另一类重要的资料是官私文书中的日期记载。留意这些日期，不难发现秦汉官文书的正式日期格式有明显的特征和变化兼职美工，特征之一是书某月某日必写明本月的朔日，而最明显的变化是序数纪日逐渐通行并最终取代干支纪年。《序数纪日的产生与通行》一文除了推定序数纪日产生的年代和原因，更着力讨论技术、社会、国家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。
比纪日更小的时间单位还有一日之中的分段计时，秦汉简牍这方面的材料不少，但也零散多歧，学者意见不一。对这些早期的计时史料，我倾向于复原其使用情境，理解其观念、技术背景，避免用当时没有的观念、技术和后世的计时法来解释它们。《十二时辰的产生与制度化》一文主张，十二时辰作为匀定时间这一理念萌生于汉代的式占，而秦汉日书不过是为了占卜的方便才将日出、日入等时称对应于十二辰，仍保留了季节性变化，在理念和实践层面都不同于十二时辰。
古人说“观象授时”，又说“历象日月星辰”。人类对时间单位的分割，起初主要依靠天文观测。然而，天体的视运动周期彼此并非整数倍的关系，月有大小，年份平闰，兼职美工都是为了协调时间单位与天象之间的关系。岁星的视运动以十二年为周期，最初用于占卜，而后发展为纪年标志。但岁星每八十余年又要多运行一个星次，打破十二的连续循环。《秦汉的岁星与岁阴》一文指出，从战国后期到西汉中期，占星家和治历者长期纠结于岁星实际位置的“跳跃”与连续纪年循环之间的矛盾， 提出了多种调配方案，但都只能适用于一时。
读者不难发现，干支纪年、序数纪日、十二时辰、颁朔与改正朔，构成了中国古代自秦汉以降时间制度的基本框架。以上一组论文，是我探索传统的时间秩序、时间观念如何形成、发展的阶段性尝试。
由于参与整理北大汉简，我比较早接触到《赵正书》，从一开始就兴趣浓厚，而这种兴趣的源头则是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在后世被列在“正史”之首，其实是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的私人著述，取裁意趣迥别于体制化的官修之史。《赵正书》的写作在《史记》之前，其中部分段落与《史记》文字大同小异，也有一些记事截然相反，最为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胡亥在秦始皇临终前被立为继承人的说法。对于胡亥即位究竟是奉诏还是矫诏，我并非没有倾向。但必须要承认，这个问题在现代史学的标准下不可能彻底解决，它的解决与否也并不那么重要。我更希望以《赵正书》的发现为契机，来考察《史记》的编纂取裁与历史的记忆和遗忘。
《史记》多采“小说家言”，“沙丘之谋”和李斯的狱中上书正是其例。作者当然也看到过《赵正书》这样的记载，他在不同的历史记忆间选取和剪裁，结果往往不自觉地反映出西汉中期的“主流”观念。《〈史记〉与〈赵正书〉》一文强调《史记》作者囿于时代、身份而不由自主的一面，而《司马迁与〈过秦〉篇》则补充了同样重要的另一面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末尾的“太史公曰”在本来最应该自出机杼的地方，却全文抄录了贾谊的《过秦》三论，在书中绝无仅有。通过这个特例， 可以感受到史家与所处时代的张力，思想者如何有意识地超越其时代。两篇文章都不过浅尝辄止，以待将来更系统的研究。
关于《史记》，本集中还收录了《司马迁年十岁诵古文辨》《太史公自序原题考》《〈史记集解〉为注体说》三篇短札。篇中的观点并不全是我首先提出的，但这些观点此前未经充分论证，被当下学界所忽视。各篇还都有一些未尽之意：第一篇关系到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分和司马迁的经学立场，第二篇论及了古书自序体裁的产生和早期发展，最后一篇则涉及经注体例对史注的影响以及《史记》文本形态在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之间的变化。
关于出土文献在秦汉史研究中的意义，我的态度是：首先应该利用其作为同期、直接史料的特性，还原历史的丰富和复杂。秦汉两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帝国最初确立的时期，而《史记》和两《汉书》的叙事又具有无与伦比的统治力。传统史学受《史》《汉》叙事和大一统观念两方面的影响，对秦汉历史的认识尤为一元、单线。这种一元、单线的历史认识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历史选择。出土文献提供了史书未载的资料，往往能够衬托出史家的盲点、偏见，帮助我们看清史书的罅隙，而罅隙的后面往往隐藏着另一个真相。
（陈侃理）兼职美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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